罗斯先生首先简单介绍了英国城镇水业私有化的情况。罗斯先生说，英国近200年的城镇供水历史，议会制度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。城镇政府如果允许任何企业或个人进入这一行业，都要先征得城镇的议会批准。
当初，尽管英国面积小、人口少，仍陆续成立了上千个水厂。后来渐渐有一些合并，约在1947年左右形成了10个主要供水区域。由于水厂都经议会批准，后来都变成国有，出现了臃肿庞大的管理机构，以泰晤士水务为例，当时就有90个董事，这样很难做事。
1982年，英国有了第一个依照公司法建立，按市场化、商业化运营的城镇供水企业。从此英国城镇供水业开始了市场化的运作，力图降低成本，提高效率。
至1989年，尽管还有一些供水企业由城镇市政当局管理，但英国出现了26家私有化公司，大批企业成为上市公司，源水和河流管理则由国家管理。
城市供水和污水处理事关民生。罗斯先生说，私有化后的最大议程是政府如何监管。当时英国设立了三个监管机构：一个是经济监管机构，一个是水质督察机构，再一个是环境、河流、排污的监管办公室。三个机构的高效运行确保私有化的规范化运作。
三个机构的工作是互相制衡和互相配合的。比如检测水质很废钱，水质督察不能收钱；经济督察则根据服务质量、投资、设备改善等等决定公司在今后几年里可以赚多少钱。经济监管机构监管公司是不是达到质量标准，如果没有达到质量标准，好多钱还不能给你。整个一套制度通过各种法律程序制订，必须遵守，最终以一种制衡的监管方式使得经营者必须为消费者提供优质服务。
因为从法律上确定了所有的水行业公司必须服从政府监管，所以监管是有强制效力的。强制措施包括提出需要改进的地方及其强制实行，以至提起法律诉讼，直至取消营业许可。
罗斯先生透露，英国施行私有化以来，水质督察机构共发现三千多次问题，其中要求强制执行命令的只有四次，上法院的一个没有，吊销营业执照的一个没有。政府监管和企业运作形成良性互动，企业要获得利润，就必须服从规定，避免受罚，政府监管显得得心应手。
罗斯先生认为“胡罗卜”比“大棒”好。好多问题在政府监管机构提出强制措施和警告前马上解决，企业和政府互相配合，主动服从监管就是良性互动，比惩罚措施要好。政府监管机构在检查这些情况时很细致，跟一般的审计差不多，从取样到样品传送、到样品包装、到实验室、取样频率等都检测。同时，还要了解分析仪器对不对、分析人员有无经过培训等，好处在于不会有很多重复的工作，从根本上保证质量。
罗斯先生说，1989年后，取得最大的成功，就是有效的政府监管和有效率的私有化经营。目前的水质合格率和1989年私有化前比较起来大大提高，现在的不合格率是那时的7％。当然有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，比如，铁含量致使水管锈蚀，解决起来需要十年二十年时间。
水务公司服务指标包括很多方面，它们的改进花很多钱，但不改善则会出现很多问题，这就要求政府监管要内行，当然它们之间可以有争论，可以讨价还价。整个体制保证监管机构情况充分掌握，透明制度高，分工明确，紧密配合。经济监管机构在这方面看管，督察监管机构在那方面看管，和水公司形成互动。比如，水业具有地方性自然垄断性，经济监管机构就要用一种比较竞争法，订共同的指标，包括顾客投宿、水的质量、使用的人、成本比较等。
罗斯先生强调，英国的具体做法不可以随便搬到任何一个地方，但是英国有一个很好的组织结构，有这种互相制衡和信息反馈的机制，使得水公司既保证质量又保证效率，可以值得借鉴。
罗斯先生说，在实施私有化前，英国基础设施包括水设施严重不足。私有化使得设施建设大大加快，质量大大增高，水价的提高也得到控制（水价涨幅为30％，如不提高效率，降低成本，实际涨幅会达到120％以上）。
英国公司希望政府透明，将来才能对政府也好、公司也好、市民也好。
罗斯先生还说，在德国、荷兰、澳大利亚等国家，政府100％拥有水公司，这个水权威机构，是市场化、商业化运营，是非盈利的，政府监管它，它对政府和市民负责，完全由法律和合同来规范，这种方式也是比较有意思的方式。景和
（中国建设报/中国水业）
